《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www.gwyxiezuo.com    时间: 2018-09-21 18:22:52    阅读: 次     整理: 公务员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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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写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其实,按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托克维尔一直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制衡国王专制的权力,而难以左右政局,最终眼睁睁看着大革命发生。

  对此,制衡国王专制的权力,而难以左右政局,最终眼睁睁看着大革命发生。托克维尔既有历史的探幽,去上溯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数百年的历史,也着眼于革命发生的当下。路易十六是个开明的君主,同情美国革命,致力于改革,而在那个时代法国农民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法国的繁荣远远胜过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但是,人们因为获得的自由越多,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越强。人们对君主的改良越来越失去耐心,开始自己动手改造一切,甚至不惜为这场改造而放弃自由。托克维尔认为,“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最小的改革家。”所以,在他看来,“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

  此外,托克维尔提及了在他之前写法国大革命的是英国的辉格人伯克。伯克是个信奉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除此之外,他还有个快笔头,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不久,他就写出了《法国革命论》。伯克充分洞见了这场革命不同以往的本质,因为,法国大革命试图把老欧洲的一切连根拔起,既包括陈腐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包括宗教、习俗。因为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恰恰来自这些所谓的传统,毁灭了老欧洲的一切,自由也将不复存在。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处处可见托克维尔对伯克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托克维尔和伯克政治观点上的接近,面对大革命的激进,以及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他们都宁可选择保守。其中颇为有趣的一点就是,托克维尔对伯克颇有些“瑜亮情结”。尽管,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托克维尔还是处处给伯克“穿小鞋”,认为伯克并不懂得法国的制度和民情。因而,伯克“法国人向英国学习”的那些建议,都是空洞而不切合实际的。每个国家、社会、时代都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准确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除了需要洞见,还需要对制度和民情的具体分析和深入考察。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口号,这些口号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理想极大地动员了社会参与革命的热情。但是,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经过冷静的哲学式的思考,发现了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理念中间所蕴含的矛盾。比如,民主和自由,看似相近,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但实际上有很大不同。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本质主要是指多数统治,往往体现为公众通过投票做出决定。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并不一定带来理性的结果和实质的平等,往往成为下层表达极端主张和情绪发泄的手段,从而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也很容易被极权主义利用而成为专制的力量源泉。而“自由”则强调尊重个人的意愿、选择,强调的是宽容和理性的对话,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公民就公共问题相互辩论、评判、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妥协。(在这里,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看法,其实更接近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协商的概念)。托克维对“平等”的观念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平等,而将绝对平等作为社会正义来追求的革命,带来的很可能只是“奴役下的平等”。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他在赞美美国社会制度时还写道:“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人民是如此的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被人民所强烈藐视。”托克维尔还指出,民主国家倾向于服从冲动而非谨慎,为满足一时冲动而放弃长远大计,大革命后的法国即是如此,美国建国后也曾经表现出这种倾向,全赖华盛顿个人的强势性格与享有的崇高威望,才阻止了国人群情激愤的冒失冲动,避免了对英宣战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恶果。

  显然,托克维尔在思想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代价高昂的民主实践是抱有怀疑批评态度的,反而更加欣赏英美偏重个人自由和温和变革的模式。这与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精英倾向直接相关,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中曾经直白地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结果,最严肃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所有改革政策导演出最富有喜剧色彩的“三段式”结局,这就是:改革改出了革命;革命打倒了帝制;帝制又被人民请回来结束了革命。

  其实,毛泽东也曾说过:“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法国拿破仑用旧体制保留了大革命创造出的新的政治成果(比如《拿破仑法典》保存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土改成果);德国黑格尔在国家哲学中保留了革命的辩证法,俾斯麦在恢复帝制中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中国曾国藩等用“洋务运动”的形式为国民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这些都是用保守的方式巩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典型案例。

  到这儿,不得不说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实行了40年的中国的改革——很像法国大革命前某些要“攻坚”的“雅各宾”政客们所认为的那样——已进入“深水区”。要避免改革失败,其关键就是不能否定前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具体说来就是不能否定中国1949年革命以来形成的政治成果,即中国共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基于这个制度之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如果我们的改革将前一次革命的基础性的政治成果也改掉了,那它就要面临被新的革命所否定的可能,也就是在提醒现中国改革形势及趋势,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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