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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党课——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www.gwyxiezuo.com    时间: 2019-03-08 22:30:36    阅读: 次     整理: 公务员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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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他在革命生涯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任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之荣”。

  “实事求是”就是在现实中坚持真理

  在工作和生活中,无论对自己、对他人,徐特立都践行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对自己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谦逊克己,不图虚名。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在上海,因此苏区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主持。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瑞金。徐特立马上向中央提出,秋白同志年轻有才干,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应该由他任部长,得到中央同意。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俩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使苏区教育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两人之间也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众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而毛泽东致徐特立60大寿贺信中的肺腑之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则更是令人对这对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对此,徐特立从来不沾沾自喜,更不曾高高在上、得意忘形。他总是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言辞恳切,实事求是,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

  对待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徐特立在长沙稻田师范当校长时,有几个学生在厨房与工友吵起来,打烂了一篮碗。工友很生气,坚决要求徐校长挂牌开除这几个学生。第二天,徐特立果然挂了牌,但上面写的不是开除学生的公告,而是一首诗:“我愿诸生青胜蓝,人力物力莫摧残。昨夜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徐特立的牌子挂出后,学生作了检讨,工友也心悦诚服了。徐特立历来主张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以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对待青年学生如此重视思想教育,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崇。

  曾有一段时间,徐特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代部长,社会教育局局长王昌期不服自己在1933年2月进行的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阶级,多次向上级申诉。徐特立多次与中央土地部及中央工农检查部商议派员复查,同时派教育人民委员部巡视员罗振邦前往参与复查,要求他们同有关方面核实情况。在地方苏维埃政府配合下,巡视人员对王家土地等财产的综合情况进行反复核对,最终认为王家的阶级成分定为中农比较符合实际,从而使这起错案得以纠正。这个案子的正确解决,促进了查田运动的顺利进行,也大大调动了旧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昌期的积极性。从此,他工作更加努力,还挤出时间撰写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宣传、歌颂苏维埃建设的成就,刊登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

  “实事求是”就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

  1940年,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徐特立被任命为院长。

  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在自然科学院甚至在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为了打破国民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А⒃熘匠А⒘短б约氨こУ龋庑┕こФ计惹行枰际跞嗽薄>偷笔庇邢薜募际趿α浚跹褂?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另一部分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

  徐特立主张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他认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从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见远不见近”则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主张的方针政策“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徐特立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他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像攻克敌人的据点一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徐特立还强调指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他说:“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跃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

  我们长期革命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徐特立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徐特立站在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终于把自然科学这株幼苗在贫瘠的荒山上建立起来,为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力量,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

  “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

  新中国成立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员,一名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1949年10月21日,在为《河北教育》创刊号题词时,徐特立写下“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他在附言中进一步说明:“的学风应该是实事求是;学校的学风和办教育刊物的作风,也应该实事求是。”他指出:“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高人面前,则‘自以为是’四个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碍物,首先就障碍了自己的前进(即障碍着‘实事求是’),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责为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

  同样,1950年徐特立给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以及1963年在上海的题词,均强调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我们的风、校风和刊风,作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他说,我们的延安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用来测量员的学习风气,尤其是有教育责任的员及干部,更应该严格执行这九个字”。他经常利用讲课和研究的机会,明确要求这九个字要配合使用,不能独立行之。他说:“单只是不自以为是,如调和派,不负责任,好好先生,自己没有正确和坚定的主张,这是不能成事的,其结果必归于失败。”

  徐特立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与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恶风的危险”。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的作风、无产阶级的作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关系着我们的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他还深有感触地指出:“‘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尤其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卖学问,卖知识,常常不问市场情况,一切从主观出发,不易接受批评,又缺乏反省(即缺乏自我批评),以学风中毛主席所指出的话来概括,就是‘自以为是’。”

  1953年4月16日,徐特立给《新观察》编辑部写了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说:“自以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的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存旧有的东西不加自我批评,旧的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如果他是一个老头,他将就木,危害社会还不大,就可让他顽固;而年轻人,前途远大,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古代状元,无一学问者,就因为他自以状元了,自以为是,就是主观主义,如果主观主义再形成一伙,就是宗派主义。”

  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到一个公社参观棉田。当时薄霜降过,又逢阴雨,棉桃大都没有绽开,而介绍情况的同志却满口“豪言壮语”,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达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

  从河南回京后,徐特立心情沉重。后来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辞不去,并感慨地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共产员讲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徐特立深有体会,他说:“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

  1961年,强调发扬民主精神,总结三年“大跃进”失误的教训。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真是下笔千钧,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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